1937年9月18日的杭州，晨有微雨，午后放晴。这天晚上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发表了开学演讲，问了全体新生两个问题：“第一，到浙大来做什么？第二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？”

    当时的中国正被日寇铁蹄践踏，竺可桢的心里其实也早有答案，那就是“科学救国”。今天，这著名的“两问”常常出现在浙大：新生的录取通知书、紫金港校门口的“两问石”，以及浙大师生的各类演讲中。

    为国育英的使命，在浙大人的肩上一代一代传递至今。120年来，浙大人以锐意改革的勇气，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砥砺前行，成为一面引领我国高教改革的旗帜，努力回答着竺可桢的哲学之问。

    美丽的混搭

    1979年的夏天，浙江大学组建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第一个赴美高等教育考察团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。这次赴美考察的一项重要成果，就是“混合班”的诞生。

    第二年春天，参与考察的几位老教授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教育革新方案——从全校选拔110名优秀学子，将浙大最优秀的工科学生混合在一起，强化理科的综合分析、归纳演绎能力，用理工混搭的方式，培养“混合”人才。

    实施“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英才教育”的首届“混合班”1984年9月开学。取名“混合班”，表现出学生来自各专业，以表达培养方式的复合性。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顶尖大学尝试“宽口径、厚基础”培养拔尖人才的开端。

    “一支军队需要有自己的‘十大元帅’，一个学科也应该有领域里的带头人。普通的教学或许实现不了这个愿望，那就应该针对‘帅才’找一条新的培养道路。”那时，物理学家李文铸已年过花甲，但他带头给“混合班”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，用哈里德的英文版《物理学》当教材，全英文授课，在校园里引起轰动，也引领了最好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风潮。

    “混合班”实行严酷的淘汰制，最后毕业时只有66人。日后，毕业生们成为社会各界举足轻重的“帅才”。这便是中国高校第一所荣誉学院——竺可桢学院的前身。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宋征宇、大飞机C919副总设计师钱仲焱等，先后毕业于“混合班”。

    在探索中不断改进、稳步发展，是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。2000年成立的竺可桢学院，承袭“混合班”会聚名师、实施交叉培养的精髓，会集了全校理工农医各专业优秀本科生，是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“试验田”。多项在全校推行的教育教学新政，前期都要在竺可桢学院完成“小试”。

    随后，“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”“求是科学班”“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”等在本科生中相继展开。从2008年起，浙大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系列“荣誉课程”，以基础深厚、教法先进、知识交叉复合为导向，努力为本科生的课程改革积累成功经验，从而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。

    在201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国际合成生物领域学科竞赛上，由不同专业组成的浙大本科生队伍拿回了金奖，而这个获奖项目的创意思路，出自一位本是学外语的学生。这个金奖，为“交叉复合”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了最佳诠释。

    更大的课堂

    2017年5月刚刚公布的ESI学科排行榜上，浙大有7个学科进入ESI世界学术机构前1‰、18个学科进入前1%，有8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、5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，在内地高校中名列前茅。

    近年来，浙大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多个“全国第一”：第一对乒乓球仿人机器人、第一套悬浮三维成像系统、第一次实现可见光波段的生物隐形、第一条大型飞机数字化装配生产线、第一套高精度计算机水转印装置、第一次实现燃煤电厂超低排放……

    高水平的研究怎样转变为高水平的课堂？这是全国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的问题。“我们应该研究建立怎样的机制，进一步促进科教互动，让高水平的研究有效‘转化’成育人的力量。”浙大校长吴朝晖说。

    对此，浙江大学历史上曾历经3次大讨论。上世纪末，浙大找到了一个新的培养路径——鼓励学生走进教授的实验室，自主进行立项申请。这项面向全校学生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，有个英文名字“SRTP”。

    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三楼的最东面，有一间56平方米的实验室，这里是SRTP产出的“大户”。常年有近20名本科生到这里做实验，从大一到大四，除了本学院的学生，还有来自医学、农学、动科、人文、管理等方向学生。每年这里会诞生4篇左右本科生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，今年前3个月已有2篇论文被SCI杂志录用。

    “他们才是实验室的主人”，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万喜笑呵呵地说。他在实验室门边隔了6平方米的地方，作为自己的办公室。除了日常的课题指导，他会安排时间让每个学生“带上问题”与自己交流。他的电脑里，有一份详细的谈话计划和记录：谈话时间、谈话主题、给学生的建议，反馈状况。“等到学生从这里‘毕业’，我会把整个谈话文档拷给他，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历。”

    2016年，一名学生找到杨万喜，因为家人患有一种特殊疾病，他很想做相关方面的研究。“好，来吧，虽不是我们的主流方向，但是你有兴趣，我支持你做。”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这名学生已在一本影响因子高于5分的肿瘤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。

    “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研究者，每一个研究者都是教师。”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布雷萧没有想到，爱丁堡大学的这个流传很广的育人理念，在浙大找到了共鸣。

    一等的教授

    马一浮先生任教浙大时，已经56岁了，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要求学生“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”。梅光迪说，“我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，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，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”。

    让一流的教授上讲台，对研究型大学来说是个难题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

    如何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？浙大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设置，鼓励高水平教师站到教学一线，真正体现了“教授的本质工作是教书育人”。

    2009年，全球知名的化学家彭笑刚教授全职加盟浙大时，向浙大提出“必须为本科生上课，连续5年”。浙大校长欣然应允了他提出的这一“条件”，彭笑刚成了化学系物理化学课的主讲教师。

    “教授治学，首先体现在课堂上。”平时不苟言笑的彭笑刚，在课堂上是个“颠覆者”，鼓励学生质疑和讨论，不要迷信权威；课后，网上答疑的“彭彭”与同学们继续讨论：“哥儿们姐儿们，今天课上提到的……”碰到“灵”的孩子，他会用学生的名字给考试题目中的主人公命名。

    浙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“第一等教授”上讲台。2016年，又对院士、长江、杰青、千人等高层次人才提出明确要求：每位高水平教授，必须和院系约定年度教学工作时数或基本教学工作量，如果没有完成教学任务，薪酬待遇将按比例扣减。当年，一位教授就因为没有完成教学任务，被扣减了10万元薪酬津贴。

    浙大基础医学院在师资聘任考核制度中首次引入了“教学公共服务时间”概念，让教授承担课程组的运行和建设、本科生全程导师和专业导师工作、班主任工作、医学院公用平台建设等各项公共服务工作。每门课的主讲教师、课程秘书，都按学分、岗位设相应津贴。“发的不只是钱，也是表达一份尊重。”基础医学院院长欧阳宏伟说。

    浙大有一个名为“新生之友”的寝室联系制度，要求浙大干部教师与所联系的寝室成员相互认识、互留电话号码和邮箱。浙大党委书记金德水是丹青学园3—419寝室的“新生之友”。金德水说，立德树人在浙大从来都是从小事做起。

    判断一个教授是否成功，就是看他的课堂“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”。这，同样适用于一所大学。